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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议论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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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2018-01-11 01:12:11  阅读:

胡适议论冯友兰

胡适议论冯友兰

张耀杰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是胡适的学生。

1920年1月,考取河南省留学官费的冯友兰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有成为胡适的小师弟。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

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大学返回北平,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一年,讲稿《中国哲学简史》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

1961年4月30日,流亡台湾的胡适给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夫妇以及秘书胡颂平议论大陆方面的冯友兰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面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时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成为“梁校”写作班子成员。冯友兰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他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

1976年10月,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冯友兰被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

胡适议论冯友兰

126年前的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租住在上海大东门外的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父亲胡传,时任淞沪厘卡总巡。

胡适去世后,埋葬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对面的胡适公园,墓碑上面镌刻着他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的老学生毛子水所写的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附录:2009年12月17日,介子平在其新浪博客发表文章《“天快亮还尿床一泡!”》,其中谈到六七十年代的京城文人圈里流行过“四大不要脸”的榜单,且版本甚多,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有冯友兰。

早在1950年,正在印度讲学的所谓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看到冯友兰思想检讨的《学习与错误》后,“身发冷汗,真有所谓不知所云之感”,遂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发表在香港《再生杂志》。他将冯友兰比为五代的冯道,严厉的责备冯友兰,“心口不一,口言而身不行”,“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

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针对陈垣、冯友兰等学人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陈寅恪也写诗讽刺道:“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冯友兰,虽然拿着河南省的留学公费到美国留学六年并且于1924年获取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却依然是孔老二的“不可三日无君”的儒学传人。1971年,他曾写诗给伟大的领袖大救星表达忠心:“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冯友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成为“梁效”班子的顾问,并为此于《光明日报》发表《咏史》诗廿五首,歌颂江青是“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

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着一副对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所谓的“天地”从来就没有拟人化的血肉之“心”,自然用不着哪一个神经病“为天地立心”。每一个身心健全的平民,都有能力养活自己并且依法纳税,养活不了自己却偏偏要充当“劳心者治人”之特殊材料的冯友兰,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平民或居民立过什么“命”,他留下的“四百万言”的文字,说到底就是要哗众取宠、效忠君王 主子的。

对于冯友兰一次又一次取悦于极权者的文字投机,一辈子充当洗衣做饭之贤妻良母的老妻任载坤,说出了最为经典也最具有哲学意味的大白话:“天快亮还尿床一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另一位新儒学代表人物、余英时的恩师钱穆,在台湾孤岛上的表现与郭沫若、冯友兰等人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借用李敖的话说:“试看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西方社会一直有“王在法下”的传统,中国的所谓政法学者及政治、经济、社会学者,一直盼望最高权力恩赐之下的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正大光明地站出来要求最高权力者服从和遵守“王在法下”的宪政法律。即使胡适也是到了晚年才有这个胆量的。十多年来,本人倒是有过几篇这样子的文章,有胆子的可以穿 越到 网 墙之外 去寻找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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